中国与外界的交往由来已久。在尚无文字记载的旧石器时期，就已能从某些类型的石器中，看到不同古人类文化间相互影响的印记。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当时世界的总体形势决定着，我们与外界的交流主要经由“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及“南方丝绸之路”而全面展开，这些历史形成的通路构成了欧亚大陆及北非、东非间庞大又复杂的网状交通系统，沟通了不同区域的文明。

　　当然，在不同的时期，交往路线并不全然相同，选择哪条线路，与当时中国的历史进程及世界局势息息相关。在早期，政权中心位于中国北方，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皆是北方为重，相应的，从中原出发向西、向北的陆上丝绸之路极度繁荣。战国秦汉时期，位于如今蒙古国、俄罗斯的匈奴墓葬中出土的汉式铜镜及铜钱均是明证。这种形势也自然影响到出口产品的种类，金属器以及可被当作货币的丝绸是最为大宗的出口品。

　　中国瓷器的发展与全球散布之路，同样经历了历史变迁。原始瓷器早在商代即已出现，汉代时浙江上虞地区的曹娥江流域已能生产出成熟精美的青瓷，但由于整体交通运输条件限制，瓷器仍未能在出口品中占据一席之地。瓷器的主要产地位于江淮以南地区，难以长途转运，可能是解释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瓷器真正大批量出口，与中国南部地区的开发以及在南方建立的诸多政权密切相关。汉末纷乱后，孙吴定都南京，其后东晋、宋、齐、梁、陈皆以南京为都，形成南北割据之局面。海上丝绸之路与南方丝绸之路恰恰在此时繁荣起来。在汉四郡的墓葬及遗址中，出土了为数众多的中国南方青瓷，这表明瓷器在当时已成为非常重要的出口品。随着唐代在“安史之乱”后失去对西域的控制，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渐有日薄西山之势。作为某种替代，海上丝绸之路则逐步开启了繁荣鼎盛之路，陶瓷在海上丝路的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考古研究表明，在9世纪印度尼西亚区域沉没的黑石号沉船中，出水有5万多件长沙窑的瓷器，占出水文物的绝大部分，这生动地展现了唐代中晚期真实的贸易情况，更让我们得以回味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光辉与璀璨。

　　如果以考古材料更进一步来说，印度尼西亚的黑石号、西沙群岛的华光礁一号、广东上下川岛海域的南海I号、汉四郡海域的新安沉船、广东汕头南澳一号沉船、福建平潭海域的碗礁一号沉船，现代考古发现的一艘艘沉船及其货物，集腋成裘，一步步勾勒出从唐代中晚期直至清代波澜壮阔、生机勃勃的海上丝绸之路。在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装载着满满货物与希望的船只，或从山东半岛出发经汉四郡通向日本的航路，或由浙江、福建沿海出发经琉球群岛通往东北亚地区，或从东南沿海出发，经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抵达红海、地中海及至非洲大陆，开启了中外交流史上的新篇章。

　　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的鼎盛、明至清初的蓬勃发展，也与中国当时所处的世界格局有着密切关联。15世纪末至17世纪是欧洲人主导的大航海时代，航海技术的提升以及地理学上的重大突破使曾经无比宽广的世界形成多条全新的贸易路线，时间与空间大幅缩小，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与贸易交流也大大增强。在对远东充满浪漫与神秘主义的幻想鼓舞下，在进出口贸易利润的驱动下，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班牙、英国、荷兰、丹麦、法国等国家先后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成立贸易据点，展开与东方的贸易活动，中国瓷器成为这种贸易活动中的重要品类。如果说，早期中国向东北亚出口青瓷的行为多少带有一些政治意味的话，那么，明清时期繁荣的瓷器出口则受到商业大环境的影响，明显更具商业特征，受众面更为宽广。

　　此时，中国的瓷器制造者为迎合市场，大量生产满足购买者需求的器物以供出口。17世纪，被称为“克拉克”的葡萄牙商船上运载大批中国明代景德镇及漳州出产的瓷器，其独特的分格并在格内绘制人物、花卉等纹饰的风格并不符合中国的传统审美，可以说几乎都是专为外销而制作的。在清代，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欧洲商人专门向中国景德镇和广州的窑厂订购装饰有欧洲贵族、皇家和公司纹章的瓷器，形成这一时期非常别致的纹章瓷产品。而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皇室、贵族对中国瓷器的追捧及旺盛需求，又反过来刺激了中国制瓷业的蓬勃发展。

　　中国走进新的时代，正在创造新的世界图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瓷器的世界之路正在重新展开。这是一条具有全新历史场景，并充满着机遇、合作与共赢的中国瓷器世界之路，也是一条中国瓷器迈向全新理念、技术与价值的发展之路。